邓广铭的《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

邓广铭（1907—1998），字恭三，山东省临邑人。193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后，即任北大文科研究所助教、高级助教，1943至1946年任重庆复旦大学史地系副教授、教授，1946年任北大历史系副教授，1950年任教授，1981年任博士生导师，曾任北大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系主任、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主任，以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成员、中国史学会主席团成员、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名誉会长、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委员等职。

邓广铭教授毕生致力于中国古代史特别是唐宋辽金史的研究。他治学严谨，领域宽阔，勇于探索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学术文化史各方面的重大课题，精于历史人物传记之作，在古籍整理方面，亦有精深的研究。他提出的治史入门的四把钥匙：职官制度、历史地理、年代学、目录学，一直受到史学界的重视。他因其在宋史方面超越前人的成就，成为宋史学界的一代宗师。代表性著作有：《中国史纲要·宋辽金史纲要》、《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岳飞传》、《辛弃疾传》、《陈龙川传》、《辛稼轩年谱》、《稼轩词编年笺注》、《宋史职官志考正》、《宋史刑法志考正》、《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邓广铭治史丛稿》等。

《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一书，从创始到最后完成，经过了四次修订，历时45年，充分显现出作者精益求精的治学精神。该书对王安石的生年、生地，晚年在江宁府的住所，以及他身后的凄凉、墓葬等许多情况作了详尽的考订，廓清了王安石研究中的重重迷雾，扫除了历代诬蔑者加在王安石身上的层层迷雾。该书最为成功之处在于揭示出王安石的独特风貌，凸现出王安石作为北宋杰出改革家的高大形象，而最能显现王安石风貌和形象的则莫过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三不足”精神。所谓“三不足”，即指“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书中指出，这是司马光在一道策问中首先概括出来的，在此之前王安石也从未以此作为口号，但是，“这三句话为王安石亲口所说，却是决无可疑的”。以王安石为代表的变法派在变法中确实坚持了“三不足”精神，而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却与之恰恰相反。书中不仅详尽论述了两派之间的对立及其斗争，重现了近千年前这场斗争的激烈和复杂性，而且从哲学的高度考察出两派在思想认识领域中表现为“变”与“不变”的斗争，展现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唯物论与唯心论之间斗争的实质。王安石以“新故相除”作为宇宙万物发展的普遍规律，并对天命论的多方面批判，是他对辩证法诸范畴的充实，展现了其思想的深邃。书中以一些彰明的史实，纠正了一些传承已久的偏见和谬见，恢复了王安石所应享有的学术地位。这是该书对宋代学术思想史研究中的一大贡献。

二、“吞灭西夏、契丹，统一中国的战略设想”。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民富国强兵，以改变北宋对辽夏屈节的局面。因此作者将王安石这一战略设想看作是“王安石志欲恢复汉唐旧境，统一中国”，这是该书对王安石举措在认识上的进一步深化，王安石所具有的深厚的爱国主义思想即立足于此。他于熙宁二年参政之后，即建议变更现有的募兵制，提出有关恢复民兵制度和加强军队作战实力的两种新法：保甲法和将兵法。北宋的国势因变法政策的实施而蒸蒸日上之时，契丹遂借端生事，派使划界，宋神宗张皇失措，韩琦、富弼等保守派无能的面目也充分暴露了出来，从而与王安石在这一问题上行之有效的措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书中对契丹两次制造衅端时韩琦、富弼等主张自行解除武装以释契丹统治者之疑的投降主义进行了批驳，并对大量史料进行考订，以浓厚的爱国主义激情驳斥了投降派“以与为取”的无耻谰言。

三、“抑制豪强兼并”与“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的主张和实践。王安石认为，国家的当务之急是理财。他指出，豪强对佃民的兼并是社会矛盾加剧的症结所在，因此提出了抑制兼并的主张，同时提出了解决国家财政问题的根本措施在于发展生产：“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王安石执政后，以其远逾一般士大夫的认识能力，将上述两个主张紧密地结合起来，并在变法革新中付诸实践。在王安石的主持下，熙宁二年以后公布实施了一系列新法，极大地调动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从而使熙丰年间的社会生产水平达到了两宋的顶峰。然而，新法的推行却激怒了保守派，对任何一项新法他们都予以反对。保守派究竟站在什么立场上，为了维护什么人的利益而反对变法呢？书中列举的范镇、司马光、毕仲游、苏辙等保守派人物都是站在豪强地主的立场上反对新法的，因此作者将保守派看作豪强地主代言人的看法是符合客观实际的。

总之，该书所总结的王安石上述三个方面的主张和实践，不仅反映了他的独特风貌，突出了他高大的政治家形象，还反映出王安石与宋神宗的矛盾，变法派与保守派之间的对立和斗争。